#百家说史迎新春#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啥都得从头开始建，好多关键部门的头头位置还空着呢，得赶紧找人来坐。人都想往更好的地方去，谁不想站得高点呢？所以那会儿，有的人就四处找门路，盼着能捞个高职位。

要是说有能力又刚好适合那个职位，那毛遂自荐也没啥好说的。可偏偏有些人就仗着自己资格老，提出一些不靠谱的要求，这就让人挺烦心了，就像那个李仲公一样。

李仲公以前和李大钊、陈独秀很合得来，也跟周总理一起工作过，他还是民革里挺重要的人物。靠着这些交情，他去找周总理，一开口就想当贵州省政府的老大。因为得考虑统一战线，周总理不能直接说不，琢磨了半天，最后想了个招儿，把贺龙给请来了。

贺龙一来，简单说了几句，李仲公就连说了两声“惭愧”，然后就离开了。

李仲公1890年在贵州贵阳的一个书香门第出生，他老爹特别看重他的学习，而他也确实挺机灵。15岁那年，他以头名的身份考进了县里的学堂。但好景不长，他刚进去没多久，清朝就把科举给取消了，没办法，他只好改学新式的学问。

学霸的适应能力确实很强，过了3年，李仲顺利考进了京师国立法政学堂。在那里，他接触了大量新思想，还认识了不少有进步思想的人。他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先生特别合得来，两人一起办了个叫《北京法政学报》的刊物。

之后，李仲公和李大钊一同前往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继续学习。通过李大钊的介绍，他认识了陈独秀，他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聊聊国家的未来。

能和中共的两位创立者都成为朋友，说明李仲公的个人能力肯定不弱。只是他当时心里对共产主义思想不太买账，因此没有决定跟着他们走。

袁世凯当上皇帝后，李仲公投身到了反对他的“护国”行动中，写了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批判袁世凯的文章。

1918年，黔军头头王文华接了孙中山的任务，要在西南搞护法行动。王文华这人思想挺开放，他找了好多贵州的老乡，像李仲公、王伯群、何应钦，一起搞了个“让贵州变新”的活动。这么一来，李仲公就成了黔军前军总司令部里的高参，还兼着贵州政治会议的委员呢。

这个“改革”运动是王文华挑起的头，但他1921年不幸被暗杀，运动也就跟着停了。到了1924年1月，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孙中山先生在会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大改造，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就是国共合作的开始。

那时候，李大钊不光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他心里还惦记着老朋友李仲公，于是就推荐李仲公也加入了国民党。

李仲公在国民党里有个老朋友，就是以前一起工作过的何应钦。有了何应钦的推荐，李仲公就到了蒋介石手下做事。在东征和北伐的时候，他负责写文案，像《怎样对付西南的策略》、《国民革命军出发北伐的宣言》这些重要文件都是他写的，大家都称他为“文胆”。

要说一下的是，李仲公在东征那会儿，是在周恩来主任的手下工作，一起参与了把英租界收回来的事情，周总理那时候还很看重他呢。正因为两人早就认识，所以建国后李仲公就想凭借着以前的关系，让周总理给他个高职位。

北伐战争还没彻底打赢，国民党那边就冒出了宁汉两个政权，同时国共两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感觉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气氛紧张得很。

这时候，李仲公人在武汉，心里挺纠结的。他既不站边蒋介石反共，也不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推翻蒋介石。他这种想两边都不得罪的做法，最后哪边都没落着好，蒋介石也不再让他负责起草文件了。

但考虑到李仲公和何应钦以往的关系，他左思右想后，还是决定支持蒋介石。于是，他悄悄行动起来，试图劝说武汉政府手下的一些将领。说来也巧，他把目标锁定在了贺龙身上。

李仲公虽说没见过贺龙，但和贺龙手下的秘书长严仁珊挺合得来。靠着严仁珊的介绍，他很快就和贺龙见上了面。

第一次见面时，贺龙显得挺防备，所以李仲公也就没开口多说什么，就是一块吃了顿饭、喝了点酒，想跟贺龙套近乎。过了几天，李仲公又请贺龙吃饭，等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便向贺龙提出了劝其转变立场的意思。

那时候，贺龙还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但他已经是军队里出了名的左派人士，对蒋介石那些人特别反感。让他投靠蒋介石？门儿都没有。尽管贺龙心里恨不得立刻枪毙了李仲公，可他明白，宁汉两个政府之间的事儿都挺复杂、挺敏感的，于是，他决定先把李仲公抓起来，再交给上头处理。

贺龙一到家就悄悄安排好了所有事情，准备就绪后，他给李仲公打电话，约他到家里一起玩牌。李仲公以为贺龙已经被说服了，很高兴地就答应了。为了让事情看起来更可信，李仲公还特地邀请了正在劝四川军阀杨森投靠蒋介石的杨殷之一起来，想造成很多人都站队蒋介石的假象。

李仲公和杨殷之才刚一到，就被贺龙手下的卫士给逮住了。贺龙随即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唐生智，唐生智又转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汪精卫和唐生智两人对蒋介石也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们决定拿李仲公和杨殷之开刀，杀一儆百。

就在李仲公生死攸关的时候，国民党左派的大人物邓演达站出来帮他说话。有了邓演达的担保，李仲公得以获释。之后，他就投靠了蒋介石，并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和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

由于之前的犹豫不决，李仲公一直没能进到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他官职也不算小，加上文采真的很棒，写的诗文、书法都特别有名，所以在国民党里还是有点分量的。对我们党而言，他也具有一定的统战意义。

解放战争快结束时，国民党已经注定要失败，李仲公没有按蒋介石的吩咐跑到台湾去，而是和其他45位以前的立法委员一起，发表了一份叫《京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的东西，表示他们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李仲公觉得自己投身革命很早，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他都参与过，并且跟周总理是老相识，起义时也立下了功劳，因此希望在新中国能谋个重要的职位。

建国没多久的一天，他直接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找周总理，跟总理说他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的主席。他说自己生在贵州，对贵州的里里外外都特别了解，肯定能把家乡建设好。

那时候，周总理正在想给民主人士找些合适的工作做，可一个省的主席哪是那么容易就定下来的事儿，于是总理温和地说：你要是想当省主席，可以告诉我们，不过得等中央好好琢磨琢磨才能给你回话。

不过李仲公对此并不买账，硬坐在那里就是不走，这让气氛变得有点微妙。周总理思索片刻，猛然间想起了贺龙曾提起的那段过去，于是吩咐旁边的工作人员去请贺龙过来。

贺龙刚踏进西花厅，李仲公脸上就露出了忐忑的神情。周总理瞧见了，心里明白，便笑着对贺龙说：“这位是贵州的李仲公，你熟不熟悉呀？”贺龙和周总理共事多年，两人心有灵犀，于是他立刻大声回道：“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老交情了！”

周总理接着讲道：老朋友在就好，咱们正商量着怎么分工呢，李仲公说他想去做贵州省的头儿。贺龙转头看向李仲公，问道：李仲公啊，咱俩可真是好久没见了，记得上次碰面还是在武汉，我还亲自送你到唐生智那儿，后来你是怎么离开的呀？

这话挺有讲究，想当年你是跟反动派站在一块儿的，这么多年也没给我们帮过忙，如今还想白白当个省主席吗？

李仲公一脸尴尬，支吾了几句不知道说啥好，然后就站起来，丢下一句“真是惭愧”便走了。

后来，李仲公只是被安排做了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心里头对贺老总始终有点不满。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当贺老总遇到困难时，他拿出了两封信，这让贺老总的处境雪上加霜。

1978年5月26日，中央审查小组把那两封信的事情查清楚了，觉得李仲公犯的错很严重，本该抓起来受法律制裁。但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就手下留情没批捕，只是撤掉了他国务院参事的职位。到了同年的6月20日，李仲公因病去世了。

其实他跟陈独秀、李大钊关系铁得很，一开始位置就摆得很高，可惜他没选对路。